甲骨文没记录夏朝，为何周朝却知道夏朝的存在？考古发现了什么？

雨落润田

夏朝，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其历史及其真实性长期以来都被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关注。但遗憾的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夏朝的直接文字资料。甚至，在我们所知的商朝祭祀文字—甲骨文中，也没有直接提及“夏朝”这一名词。

十五万片甲骨文中，一个叫“西邑”的名字频繁出现，这个特殊的名字让众多学者都纷纷展开研究。从甲骨文中可以解读出，商王时常为“西邑”举行祭祀，背后的原因似乎是商王担心“西邑”的神灵或鬼怪会对商王造成威胁。这种祭祀的频繁和对“西邑”的忧虑，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个“西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幸运的是，清华大学成功从境外救回了一批战国时期的楚简—清华简。在这些珍贵的竹简中，《尹诰》篇提供了重要线索：“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这一句话为我们揭示了“西邑”的真正身份：夏朝。这也为夏商之间的历史纷争提供了新的视角。

然而，这也带来了新的疑问。我们熟悉的“夏朝”这个名称，真的是夏朝当时的自称吗？这是值得深思的，因为清华简虽然证明了夏朝的存在，但这些记录毕竟来自战国时期，并不是商朝或更早的文献。

历史上的确有过诸多因名称而产生的误解。例如，“曾随之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史书中多次记载了一个名为“随国”的诸侯国。但在考古发现的文物中，我们又经常看到另一个国名—“曾”。这使得人们猜测，随州地区是否同时存在着“曾”和“随”这两个西周时期的诸侯国。但随着曾侯乙墓的发掘，真相终于大白。原来“曾”和“随”是同一个国家的两种称呼。这一历史趣事也反映出，古代国家的名称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可能会因时间、地理或者政治背景而有所变化。

对于“夏朝”这个名字的来源，我们可以追溯到周朝。据我们现有的资料显示，关于“夏朝”这一称呼的最早记录都来自于周朝时期。例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遂公盨上，就记载了大禹治水的伟业。

结论是，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各种细节和线索之中，需要我们不断地挖掘和探索。对于夏朝的名称，也许还有更多的未知等待我们去揭示。

在古老的中华土地上，虽然我们对夏朝有着丰富的传说和文献记载，但直接的文字资料或明确的出土文物却鲜有记载。虽然甲骨文中有“夏”这一字眼，但这个字与任何朝代并无明确的关系。更为确切的指代只有之前提到的“西邑”。

然而，对于考古学者而言，夏朝的存在远早于文献所提及。1959年，考古学家在洛阳偃师的二里头发掘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遗存。这一文化充分展示了一个介于中原龙山文化与二里岗文化之间的特点。

中原龙山文化，代表了尧、舜、禹时期的文明特征，被视为古代中华的前沿文化。而二里岗文化，则是早期商朝文化的代表。二里头文化所展现出的庞大宫殿、众多的青铜礼器以及其文化分布的广泛性，都清晰地表明这里曾是一个强大的王朝中心。

这些发现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信息：在尧、舜、禹与商朝之间，确实存在过一个显赫一时的朝代。但遗憾的是，这个朝代的具体名称我们至今仍不确定。二里头考古遗址中并未找到能够明确证明这一朝代名称的物件，而在商朝的甲骨文中，它只被称作“西邑”。

所谓的自证材料，即是指那些由该文明或朝代的人民自己创作、记录的资料，从中可以确定其对自己的称谓，如商朝自称为“大邑商”。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称呼自己的。

但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夏朝”这个称呼从何而来？所有现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周朝为来源。

那么，周朝是如何知晓“夏朝”这个名称的呢？首先，我们可以推测，在周朝的初期，可能仍然存在着一些夏朝留下的文字资料，如历史文献、竹简或陶刻等。这些资料相对于仅用于祭祀的甲骨文，无疑内容会更加丰富、具有历史价值。

进一步思考，周朝的统治者可能在接触到这些资料后，开始了解到夏朝的历史，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史册，使之得以流传至今。

在古代政权的交接与构建中，如何定义与塑造自己的身份，往往与其政治目标与实际需求紧密相连。周朝的建立，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政权更迭，背后隐藏了复杂的身份认同和历史演绎。

有人认为，周朝可能出于某种需要，“创造”了“夏”这个朝代名。在古代文献中，“夏”常常含有“大”的意涵。于是，将商朝之前的那个文明盛期统称为“大国”或“夏”，这样的命名似乎显得更为崇高和尊贵。但实际上，这并非周朝首次为前朝赋予新的定义。商朝即使在王盘庚迁都到殷后，商人仍旧自称为“商”。而“殷商”这一称呼，其实是周朝基于特定的历史解读和政治需求赋予的新名。

此外，类似的历史现象并非只出现在周朝。在三国时期，刘备的势力仍坚决称自己为“大汉”，而不是“蜀”或“蜀汉”。

令人惊讶的是，在西周建立之初，他们也曾自称为“夏”。在古老的《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然而，夏朝的国姓是姒，而周朝的国姓是姬。显然，周天子与大禹之间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那么，周朝与夏朝之间的这种关系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有学者认为，周朝的这种身份认同可能与当时的法理有关。周武王伐商，从表面上看，可以理解为一个臣子推翻了君主的行为。若将自己塑造为夏朝的继承者，那么此次攻打商朝，就从一个叛逆变为了对前朝的复仇，使其行为显得更为正当。

但这种解释似乎仍有些勉强。周武王在伐商之前的《牧誓》中，并未提及夏朝，而是列举了商王的众多过失作为其攻打的理由。

更为关键的线索，可能要追溯到陶寺晚期的大变故。陶寺遗址，位于晋南，被认为是尧舜时代的都城。当陶寺从鼎盛走向衰落的时候，紧接着就是夏朝的崛起。考古学家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了多座被严重破坏的高级王族墓葬。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墓葬中的随葬品被随意丢弃，尸骨也不复存在，暗示当时的攻击者可能更多是出于报复的目的，而非财物的争夺。

将这些线索连接起来，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在夏、商、周三朝交替的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纷争。周朝的身份构建，并不仅仅是为了合法化其对商的推翻，更可能涉及到对前朝历史的重新解读和继承。

陶寺遗址位于晋南，历史中有关于其在尧舜时代为都城的记载。但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动中，这座繁荣的都城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宫殿和天文观测建筑被毁，其中的宫城南墙内还留有残酷的杀戮证据，其中一位约35岁的女性尸骨下方插着牛角，颈椎处有明显的断裂，可见当时其生命之末是何等的痛苦。

考古学者在探索陶寺晚期暴动的原因时，发现了一些极为有趣的线索。

首先，那些进犯的侵略者对于陶寺的墓葬布局有着明确的了解。他们准确地定位并破坏了高等级的王族墓葬，而对于中下层的墓葬则绕道而行。这种选择性的攻击，间接地证明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陶寺的上层人群与中下层人群可能源自不同的族源。

其次，暴动后，陶寺文化中出现了大量的鬲类器物，这替代了以往的釜灶用具。这意味着，参与侵略的力量中至少包括了一个使用陶鬲的部族。

古籍中有关于“禹逼舜”的描述，这与陶寺遭遇的暴力衰亡时间相吻合，使得人们推测大禹或许与此次攻击有关。但夏族并不是使用陶鬲的主体，而陶寺被毁后的文化并未直接被夏文化替代。这种情况下，一种推测开始浮现：大禹并非单打独斗，他有盟友。

而这个可能的盟友，就是周族。

历史研究显示，周族原先聚居于山西晋中一带，这也是使用鬲类器物的区域。古代记载中也提到了周与夏的联系，周人在大禹治水时期曾是大禹的得力助手。当大禹崛起，意图取代舜时，被压迫的周人与夏族建立了亲密的联盟。

陶寺遭受攻击后，周族部分人口可能迁移到了夏族的旧地。这种历史背景下，周朝在后来扶持并强调夏朝的历史地位，或许是为了强化两族间的紧密关系，以及巩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综上，尧、舜、禹与周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前后继承，而是一段充满了纷繁复杂的政治博弈、文化交融和族群互动的历史。

andy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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